为了体现自己的治国之道，朱棣亲自编撰了《圣学心法》一书。
《圣学心法》成书于年，是一部帝王“教科书”。有一天，朱棣与大臣们议论国事，中途，他突然拿出一本书给翰林侍读学士胡广等人看，并说：秦汉之后，人们大多以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教太子治国，那不是正道。我利用空闲时间，收集儒家圣人们的言论，编成这本书，你们看看。
大臣们接过书看了看，便奉承道：“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得到了大臣们的肯定之后，朱棣便将此书定名《圣学心法》，并命司礼监刊印。
在古代的皇帝中，朱棣比较推崇唐太宗，当年唐太宗也写过一本帝王的教科书，叫作《帝范》，朱棣曾经说过：“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意思是说，他写《圣学心法》正是受到了《帝范》的启发。
朱棣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虽然朱棣说自己的这本书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书中表述的却多是朱棣自己的*治观念，他在序言中写道：“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取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在朱棣的《圣学心法》中，体现了朱棣的几个基本治国方略：第一，敬天法祖。朱棣认为，自己能够当上皇帝是出于天命，他说：“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
因为重视天命，所以朱棣对那些能预示天命的东西也非常在意。那个时期，所谓“祥瑞”事物的出现在各地蔚为风气。白鹊、白鸟、驺虞等奇异鸟兽不断发现，桧树、柏树也时而奇异地开起花来，地方官不时送嘉禾、报丰穗，甘露也降于孝陵，都被认为是国运昌盛的征兆。大臣们将祥瑞归结于皇帝的功德弘大。
有一次，朱棣在北京行宫中见到一只白色的喜鹊，因为白鹊被古人认为是瑞鸟，是上天垂青的预兆。朱棣便命令南京礼部庆贺。当时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命五府六部各进贺表，皆不称意。
杨士奇因有病在家，并未参与此事，朱高炽便命令蹇义拿着贺表去见杨士奇，让他阅改。杨士奇改了一对：“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陛以有仪。”后边又添了一对：“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廷；如玉有辉，在文王之囿。”朱高炽看过后，非常高兴，说：“此方是帝王家白鹊也。”
到了朱棣后期，很多国家的贡使络绎来朝，进献给朱棣不少奇珍异宝、珍禽异兽，这些东西也被朱棣视作是上天的“吉兆”。榜葛剌贡献麒麟至京，成为举朝庆贺的一件大事。当时的所谓麒麟实际就是长颈鹿，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非同寻常的瑞物，是太平吉祥的象征。
据沈度所作《瑞应麒麟颂》可知，朝中大臣纷纷争献颂诗，今天尚可见到的就不下十余首，至于其时究竟有多少歌颂麒麟之作已难知其详。明内阁藏书目录记载，汇编这些诗歌而成的《瑞应麒麟诗》就达十六册之多，足见当时歌颂此事之盛。朱棣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个“麒麟”，还是因为麒麟是象征吉兆的神兽，他将此作为了一种上天的谕示。
虽然朱棣笃信天命，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天命不是一定的，上天不会总垂青于某人，只有按照天道行事，才能得到天的庇护。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朱棣认为，皇帝的品德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他说：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致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民，不理国*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朱棣还说：人是不可能骗过上天的，无论你做什么事，上天都会知道，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其实这是在约束帝王，不要以为自己做的坏事没人知道。朱棣说：“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除了上天之外，朱棣另一个崇拜的对象是祖先。朱棣之所以强调祖先崇拜，还是与他当年以恢复旧制为理由而起兵有很大关系。他越是崇拜祖先，他皇位的合法性就越强。
第二，想民所想。朱棣说：君王要和人民保持一致，人民喜欢什么，自己也就喜欢什么。如果偏偏喜欢人民不喜欢的东西，那是违背天理的。
中国古代*治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言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王看起来是万民的统治者，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人民，朱棣也不例外。他说：“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在朱棣看来，统治者一定要学会拉拢民众，不能过分地榨压人民，朱棣在《圣学心法》中说：“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除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之外，朱棣另一个拉拢人民的方法是制礼作乐。
礼、乐（乐指的是文艺活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用很大，朱棣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圣学心法》序中说：礼仪是治国的纪律，也是人情的体现。所以，以前的贤明君主们制定了礼仪给人民。而作乐，是为了教化人民，让他们心平气和。
礼仪和文艺活动都不能让所有人都按照规矩办事，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心平气和，对于那些不按规矩办事的暴戾之徒，朱棣认为应该用法律约束他们，在朱棣看来，法律最大的作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震慑犯罪。所以法律不能制订得太过严苛。
第三，任用贤臣。
为了将人才留在自己身边，朱棣开设了很多书馆，让知识分子们在其中修书。朱棣在位时，除了编撰《永乐大典》之外，还编撰了《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论书》等图书。
由于尊重知识分子、重视人才，所以朱棣手下拥有像解缙、*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杨溥、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等一大批出色的文臣，为他的永乐盛世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圣学心法》集中了朱棣的治国智慧，他在之后发布的一系列行*命令，都可以从中找到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