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为后患。”——施耐庵《水浒传》
在中国著名的古典章回小说《水浒传》中，作者施耐庵为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神话色彩，便以道教“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说法为故事主人公—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诠释了根脚。当然，这只是小说家的一种文学手法罢了。在真正的历史中，聚啸山东的宋江等人既没有那么传奇的出身，数量也没有一百零八之多。
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北宋末年、规模较小的梁山泊起义本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威名和影响力。只不过由于其事迹不断被后世所演绎，乃至最终成为了《水浒传》的历史原型素材，方才变得如此家喻户晓。
众所周知，宋代是黄河水患的高发期，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和自然地理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决口现象屡见不鲜。位于现山东省境内的梁山泊便深受黄河影响，常有决流的河水在此处的低地汇集，帮助梁山泊形成了水面广阔、芦苇密布的独特景象。
正因如此，方圆八百里且物产丰富的梁山泊不仅是周围群众赖以生活的宝地，也是很多盗贼、强盗们盘踞的绝佳场所。要知道，这里的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向北可入黄河，向南沿河可经过徐州，加之水系复杂多变，当地官府很难对此进行有效管制。
等到北宋末年，在朝政腐败、官吏贪墨，朝廷对外向辽国献币求和，对内则肆意搜刮民脂民膏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农民群众苦于繁重赋税的盘剥，纷纷失去了仅剩的生产资料，沦落为流民，变得愈发依赖山林、河流中的生物资源来维系生活。
尽管如此，为解决财政困难，当地官府还是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于是乎，本就交不起重税、忍无可忍的当地民众们便在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本纪·卷二十二》
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年），由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等三十六人率领的梁山泊义军便正式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并率众攻打河朔（泛指今黄河下游一带）、京东东路（治青州，今山东省益都），转战于青、齐（今山东济南）至濮州（今山东鄄城北）间，攻陷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
当然，相比小说中宋江等人相继打败童贯、高俅以及天下八方节度使并活捉高太尉的“丰功伟业”不同的是，宋廷在接连派出数万宋军都无法剿灭这伙在梁山泊内纵横决荡的匪寇后，态度更加倾向于了招安。特别是第二年，受生辰纲事件影响，南方掀起了规模更为浩大的方腊起义。不愿两线作战的朝廷随即向宋江等人许出了高官厚禄。
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頕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宋史·列传··张叔夜传》
不过历史上的宋江暂且还没有“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淳朴思想”。相反，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铁了心要造反的宋江四处转战，让山东地区的官府吃尽了苦头，但又苦于其来去如风，始终难以将其剿灭。直到宋徽宗宣和三年（年）二月，当时的海州（连云港）知府张叔夜提前得知了宋江等人劫持了十余巨舰，可能前来偷袭后事情才有了转机。
当是时，眼光卓越的张叔夜鉴于官兵的腐败无能，花重金招募了千余位敢战死士。等到宋江等人渡海来袭，便先藏匿精壮士卒，用老弱病残在海边防守，诱使宋江等人深入，然后在挥兵合围、烧毁船只，断其后路。直至这时，被宋军伏击的宋江等人在损失惨重、后路阻绝的情况下方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成为宋朝官军中的一部分。
在《水浒传》的后半部分是这样记载的，接受招安的宋江带领着自己的一帮兄弟们先是北上御辽，又是平定河北田虎和淮西王庆，并最终在付出许多兄弟的性命后帮助朝廷成功镇压了江南的方腊起义，极大地彰显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忠君思想。
而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所说的那样，宋江等人的确加入了宋廷平定方腊的战役之中，只不过并没有武松或者鲁智深的过大功劳罢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北宋将领折可存的墓志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非但没有甘心为朝廷效力，反而再举义旗。最终在方腊起义镇压后被腾出手来的朝廷镇压。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的主流说法是宋江部出征方腊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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